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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与新华日报征文 我的名字叫“新华” 朱新华

时间:2018-01-05   点击:

我出生当天,爸爸给我取名“新华”。195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日报社,我想赶时髦取个单名“华”,有人告知报社资料组有个老大姐叫“朱华”,无奈,只得作罢。此后,经常有人惊奇地问:“你叫‘新华’,《新华日报》记者?”我笑答:“也许是命中注定吧!”

与《新华日报》结缘60年,让人感叹的人与事太多太多。

我进《新华日报》时的第一任总编辑是樊发源,大家都叫他“老樊”。对老樊一开始我是“敬而远之”:他在前面走,我就慢慢移步;他若在后面走,我则快步如飞。老樊的敬业精神人人佩服,他吃住在报社,一天三顿和大家一样排队买饭,每天晚上挑灯夜战,直到第二天清晨审读完样报后,才到大楼顶层平台上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休息,年年月月天天如此,acg国际娱乐城。他心中只有《新华日报》,不顾家庭,不争名利。有几年我们都住在青石街海山村的小院里,离报社近千米,但我很少见到老樊的影子。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。1961年夏收夏种,江苏大旱,当时我在摄影组,因儿子尚小,组里照顾我不出差。一天,省委要报社派记者到溧水报道该县抗旱保苗、车水插秧的事迹,组里只剩我和搞暗房的郑昌义,老樊急得团团转,我主动请战,可任我怎么请求他也不同意,硬是把陈哲、曲超宏从外地召回“调防”。事后老郑告诉我,溧水农村男人夏天车水一般不穿裤子。我大吃一惊,继而长舒一口气,“好险啊,真得感谢老樊!”这以后我不再躲老樊了。1972年,我的小弟弟患肺结核,从无锡来南京治疗,老樊说服家人让出一间厨房给我弟弟住,我感动得流下泪来。

1962年7月,我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组抓工(会)青(年)妇(女)报道。从摄影到文字记者,这是很大的转折,我心里十分胆怯,工作不知从何入手。分管副总编辑高斯找我谈话,鼓励我大胆工作,多深入实际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。于是,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找对象顺口溜“一颗星(少尉)太小,两颗星(中尉)正好,三颗星(上尉)最好,四颗星(大尉)太老”,我到南京棉毛纺织厂采访了青年女工张妙琴冲破重重阻力,与农村青年李家龙结为夫妻的故事,写了长篇通讯《张妙琴的婚事》,在报上刊载后反响强烈,团省委号召团员、青年向张妙琴学习,许多工厂、商店请张妙琴作报告。高斯高兴地夸我“第一炮打响了”,要我继续努力。为了在政治组立足,我忍痛把刚满三岁的儿子送进了幼儿园全托。这篇稿子,我连续熬夜,数易其稿,我爱人忍不住说:“怎么比生儿子还难?”我生气地回敬他:“生儿子肚子里有货!”我憋了一股劲,在高斯和政治组组长王淼、副组长邵平的鼓励和指导下,接连写了《她们坚持了晚婚》和反映婆媳关系的《甜的萝卜比梨甜》等通讯,在社会上有了一些反响,我内心也就不那么胆怯了。

高斯以身作则、平易近人的作风在报社有口皆碑。1963年夏,他亲自带我到无锡采访大运河上一个掏粪的青年女工,采访、写作、拍照,他都给予具体指导,我获益匪浅。我们同住一个招待所,吃同样的饭菜,一起出门采访,有说有笑。有一次,我们雇了一辆三轮车,正巧车子经过他老家门口,他要车夫快跑,免得给家人看见走不掉影响工作。我这才知道我们都是无锡人,他过家门而不入,我也就不好意思回家看妈妈了。采访闲暇时,他给我讲了他年轻时的故事,他喜欢画画,画过广告,搞过木刻,后来在上海投身革命,与张竞同志相识、相爱、结婚……他是我遇见的最和蔼可亲的领导。

1972年年初,我被调到城市组工作。城市组组长金惠风,在报社有“金笔头”的美誉。在城市组我分工搞财经报道,一开始连新闻都写不好,用老金的话说,就是“逻辑不起来”。他耐心地指导我,一再提醒写稿要严把逻辑关。此后,我一提笔就想到他的教导,不再“开小差”,还学会了写评论、社论。我从事财经报道二十多年能取得一些成绩,全靠老金帮我打下基础。

实事求是是老金的优良作风。“四人帮”横行期间,要求报纸报道大好形势,我到苏州、南通等地采访,发现很多工厂停产,商店关门,职工情绪低落,没法写稿子,只好写内参,回来后向老金汇报,“烟囱不冒烟,形势怎么大好?”老金点头不语。同志们都感到在老金手下工作能讲真话,心情舒畅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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